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會減緩下來，跟新興國家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也跟我們自己的「坐以待斃」密切相關。1996年左右大陸經濟開始成長，並逐漸發展成世界工廠；同時俄羅斯、印度和巴西也相繼加速成長，侵蝕台灣的出口市場。 面對這個變局，台灣有兩個選擇：（1）技術升級，去做新興國家技術 上做不出來的產品，這就是 Arthur D. Little 公司在 The Opportunity for Taiwan in the Year of 2000 中的基本建議方向。（2）產業外移，結合既有技術與大陸的廉價生產成本（勞力、土地、水電，乃至於環保成本），尋找產業的第二春。 台灣許多產業在 1990 年代選擇了第二條路。這有一個原因：早期的台灣老闆是靠低成本的製造業起家，擅長的經營手段就只有成本優勢。要他們學會技術升級一直都不容易，頂多只會從日本延聘退休技師來仿製日本的機器，而不知道該如何技術升級，更別談產學合作或研發。 留在台灣的產業理論上是比較有心於技術升級，或者多少警覺到：技術不升級就會被金磚四國取代掉。但是2000年起政府把大量資源投入到兩兆雙星，只不過培養出永遠不思長進的代工產業。 代工產業設備、製程與原料完全靠進口，業界仰賴所謂「turnkey solution」：不管老闆有多白痴，只要把錢付給廠商，就可以拿到一整套生產設備，老闆只要把鑰匙往右轉 90度東西會生產出來。這樣的產業，只要別人拿得出資金，起初幾年到國外挖些重要幹部，很快就可以進入市場──除非你有辦法從代工轉為系統產品的品牌供應商。或者你想辦法掌握住系統整合能力，建立起為生產設備開規格的能力，同時輔導國內產商提供設備來大幅降低成本。韓國這兩件事都做了：他們設法在全世界建立品牌，也輔導國內產商建立半導體設備供應能力。這樣做所增加的競爭力當然遠遠超過只是拼命想要提高製程良率。 台灣機械工業廠商也曾努力地想要切入半導體設備供應鏈，但是代工產業高階主管靠員工股票分紅賺的錢多到根本無心去管未來的事（股票分紅的金額主要是看銷售總額與毛利，而與未來競爭力無關），因此對國內設備產商的期待置之不理。理論上政府不但通過公股銀行貸款給這些代工業，而且是這些公司的法人大股東，大可以用各種補貼要求這些代工業的公司培植國內設備業的承諾，但是政府並沒有這麼做。 政府對代工產業的低利貸款、低估設備折舊率與員工股票分紅等手段與各種補貼都在制度上誘導代工產業高階經理人與大股東追逐短利而不顧長遠發展。因此，今天兩兆雙星變成五大慘業可以說是政府制度利誘下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工研院應該有機會負起引導產業升級的任務，經濟部各種獎勵與補助也有機會發揮類似的作用。很可惜，產官學研勾結得非常厲害，使得政府各種獎勵與補助幾乎全都是肉包子打狗，鮮少發揮促進產業升級的效益，而只是在補貼廠商的收益。
台灣中小企業技術升級所需要的核心原理都在10~20年前就已經發表在各種學術期刊上了，很多甚至已經在德國、俄國的專業參考書裡。我在 1989年開始以四年的時間幫一個油壓廠培養了三個碩士生，幫他們建立了比例式油壓閥的核心技術，靠的就是一套大陸浙江大學彙整德國與俄國技術書籍所翻譯成的油壓技術手冊。 找到竅門，建立起有效的產學合作，技術升級不難。但是剛開始摸索時業界和學界都很辛苦。偏偏政府補貼讓業界有另一條賺 easy money 的路，而癱瘓掉 CEO 們的鬥志。我相信這是台灣會輸掉這一場競賽的最主要理由。 我們怪別人搶我們的人才，又說台灣自己用棍子把人才趕跑。這是倒果為因。現在台灣 掌權的是三、四年級生，這一群人完全是製造業的思維，擅長以劫貧濟富、壓榨勞工和土地來牟取暴利。這些人需要的是有能力諂媚的奴才，而不是有不同想法的人 才。在這些人底下做事，真正的人才沒有用武之地。 三星跟隨著蘋果設立了設計副總裁，而宏達電呢？還是一個嚴重偏向狹隘工程技術的組 織架構。手機是消費性電子產品，「使用者心理&人機介面&軟硬體整合&行銷」缺一不可，而台灣這些年來優秀人才學設計與人文、社 會科學的人數增加了，素質遠比以前高，他們也正是台灣打開全球市場、建立品牌所需要的寶貴人才，但是我們的 CEO 有能力用這些人才嗎？ 沒有能力用既有的人才，卻老愛嫌年輕人長得不像他們想要的樣子。這樣的 CEO 早該讓市場把他們濤汰掉。但是政府的大量補貼不但讓他們存活下來，還讓他們壟斷掉台灣的社會資源與決策的位置，這樣子人才還不外流嗎？ 這年頭，大家急病亂投醫，連「要不要像韓國一樣只剩幾家財閥，可以再討論」 這種念頭都愈來愈多人在談，卻沒有去想清楚：站在 90% 的人的立場，我們要的是實質薪水有提升，而不是看得到而分不到的 GDP成長。只要政府不要再用稅賦、政策、公股銀行低利貸款等手段稅行劫貧濟富的政策，取消五年五百億與國科會傑出獎等妨礙產學合作的障礙，我相信台灣還 是有足夠的人才維持合適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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