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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佛學與儒學30
作者: 小魚	日期: 2014.10.14　　天氣: 　心情:

第八章佛儒交融與人間佛教
從一定意義上說，宋明理學自程、朱至陸、王與其說是受佛教的影響，不如說是佛儒交融的產物更準確一些。因為從宋明時期學術思潮的發展大勢看來，不僅儒學受佛教的影響，佛教也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再擴大一點說，此時期的儒釋道三教，都站在自家的立場上，極力吸取、融攝其他二教的思想，力求使自己成為一種包涵更宏闊博大的思想體系，以求得在新形勢下的生存和發展。此種三教合流的結果，在儒家方面，出現治三教於一爐的宋明新儒學，在佛家，則出現了佛教的儒學化。佛教的儒學化除了表現為以上所提及的心性化外，還表現為佛教的逐步人間化，最終出現了以禪宗為代表的“人間佛教"。
第一節:禪宗的人間化
中國佛教的人間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始自“六祖革命"。《壇經》的基本思想之一，就是提倡“即世間求解脫"。此“即世間求解脫"思想的提出，標幟著傳統佛教開始走向“人間佛教"。
在《壇經》中，慧能對於把佛教從出世推向世間有許多論述，例如:他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這種作風與五祖以前各位禪師的注重遁世潛修已迴異其趣。對於慧能禪法的這一轉變，有“一宿覺"之稱的玄覺看得真切，他在《永嘉證道歌》中唱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此謂慧能之後，生死與涅槃、出世與世間，已逐漸被融為一片。玄覺的這一說法與歷史實際是相吻合的。考諸中國禪宗思想史，自慧能之後，禪師們的的修行風格已逐漸從原來的注重穴處岩居、山林是托，逐漸發展到提倡先識道，後居山，進而更發展為既在紅塵浪裡，又在孤峰頂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間佛教"。
玄覺在一封《答友人書》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其或心徑未通，囑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郁郁長林，峨嶺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 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尚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在人間。《答友人書第九》
玄覺此一“先識道後居山"說，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當時佛教界對於處理隱世潛修與入世修行相互關係態度，亦即，修行之關鍵不在於孤棲遠遁，而在於開悟識道，不識道，山中亦喧，識道開悟，人間亦寂，因此，學佛修行，大可不必遠離人間，能做到“口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裡云云，餘無警色"(《廣弘明集》卷二十四)，才算是一等功夫，上乘法門。
同玄覺約略同時、作為曹溪禪法嫡傳的神會禪師在佛教人間化方面也是循著慧能規定的路線走的，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間即有佛，若無世間即無佛。"“不動意念而超彼岸，不捨生死而證泥洹。"(《荷澤神會禪師語錄》)禪門後學亦大多沿著慧能所開拓的人間佛教的路線走，大珠慧海一再強調解脫不離世間:“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大珠禪師語錄語》;黃蘗希運禪師則更視世間與出世、眾生與諸佛“元同一體"，進一步把世間與出世間打成一片。
到了後期禪宗，佛教的人間化、世俗化進一步發展為佛性的物化、泛化，所謂一花一葉無不從佛性中自然流出，一色一香，皆能指示心要、妙妙禪機。此時之禪宗，不但淡薄了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而且混淆了有情物與無情物的差別，不但不提倡隱遁深山、出世潛修，而且大力宣揚法法是心，塵塵是道，直指便是，運念即乖。所謂“無明空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土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一樹花開浩劫春"。所有這些都說明，此時期的禪宗，不但提倡學佛不離世間，即世間求解脫，而且主張混俗和光，作一個本源自性天真佛，宣揚處污泥而不染，作一個三惡道中的解脫人。
第二節:近、現代的人間佛教
禪宗自唐、宋入主中國佛教界之後，元、明、清各代出現了禪宗、淨土宗結合領導佛教潮流的局面。淨土信仰帶有較強烈的出世色彩，因此隨著淨土信仰的流行，至晚清時期，佛教界出現了一種與世間相隔日遠的傾向。其時之佛教徒，或隱遁靜修，或賴佛求活，佛教非但不關心人生，介入社會，而且與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會自社會。佛教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一種“超亡送死"之教。這種情況引起了當時佛教界一些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改革佛教的呼聲漸起;或曰:“在今日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佛教不改變方式不能生存於今之中國。"(引自《太虛大師紀念集》第103頁〉或曰:“舊時佛教之僧伽制度，非漸變為農林工作以自食其力，勢難存立。"(引自太虛《建設人間淨土》)或曰:“專就我中華佛教觀之，固非有大加整頓，不足應時勢之所趨，而適機緣之所宜也。"(引自《海潮音文庫》第二十一卷，第7頁〉而率先起來對佛教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是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濟世的精神，引導現代社會的人心、正思。
所謂“大乘精神"，按照太虛大師的說法，就是“小乘之究竟，惟在取得無餘涅槃，所謂滅盡是;大乘之究竟，則在隨順世間，利樂眾生，盡於未來"《佛乘宗要論》。此謂大乘佛法非是離世的，而是入世的;不是只顧隱遁潛修，而是應該隨順世間、利樂有情。
所謂“引導人心、正思"，太虛更有一系列的詮釋。如在《佛陀學綱》中，他說:“現在講佛法，應當觀察民族心理特點在何處，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把這兩種看清，才能夠把人心所流行之活的佛教顯揚出來。現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問題，...應當在這個基礎上昌明佛學，建設佛學，引人到佛學光明之路，由人生發達到佛。小乘佛法，離開世間，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佛陀學綱》在《救僧運動》一文中，太虛還明確指出:近代思想，以人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為本，或以聖人之道為本。基於對近代思想、現世人心的考察，太虛看清並指出了佛教改革，必須走“人間佛教"的道路“末法時期佛教之主流，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進，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
就思想內容說，太虛佛教改革主要特點有二:一是注重人生，強調以人為本;二是提倡入世，強調既出世又入世。
一般人多認為，佛教是非人生的，太虛大師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大乘佛法就其“本義"來說，是“發達人生的"、“發達生命的完滿生活的"，是一種“究竟的人生觀"。太虛大師十分反對把佛教改變成一種故弄虛玄的工具，而主張佛教應是為化導人世的實際生活而設的，任何一個學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現實生活，即使他讀盡千經萬論，也無異於“買櫝還珠"。基於這種思想，太虛大師認為，學佛應該先從做人開始。
所謂學佛先從做人開始，亦即學佛的第一步，首先在於完善人格，好生做個人，做個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為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談得上學佛，若人都做不好，怎麼還能去學超凡入聖的佛陀呢?!(詳見《佛陀學綱》、《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這此說法語言平實，但意蘊深刻，它把傳統佛教那種遠離人間、可望而不可及的佛教，直接植根於人生、直接植根於人的現實生活，改變了過去的佛教與人生脫節，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認識到只要在現實生活中做成一個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後再逐步向上，便可以“增進成佛"、“進化成佛"。
但是，在太虛大師的佛教學說中，佛教被判為五乘，即人乘、天乘、聲聞乘、獨覺乘、佛乘。就此五乘言，人乘與佛乘之間尚隔著天、聲聞、獨覺三個階段，人何以能超越此三個階段而直達佛乘呢?太虛大師認為，天、聲聞、獨覺三乘乃是人不走正路而得出三種果，並不是人至佛一定非經過此三個階段不可。就人與佛的關係說，人好比一個小宇宙，佛則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實現"，是“最高人格的實現"。“人類得到最高的覺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實現出來"的就是佛。因此，人完全可以超越天、聲聞、獨覺三乘而直接成佛。而人之成佛關鍵又在於完善人格，所以他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圓，是名真現實。"《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
太虛“人間佛教"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主張亦出世亦入世。
大乘佛教區別於小乘佛教的一個重要地方，就是小乘佛教講超塵離俗，注重出家修清淨、求解脫;大乘佛教特別是禪宗，則提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主張世法即佛法，世間與佛法不一不二，世間與出世間融通無礙。正如當時有些擁護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法師所說的:“入世度生不離人間，••••若離人間而談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法舫:《人間佛教史觀》)太虛大師本人則說得更為直截了當，曰:“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識此意，任何經論皆可讀也。"(引自胡朴安《太虛大師不可及》)太虛大師還諄諄告誡學人、信眾:佛法並非是隱遁清閑的享受，也不是教人不做事的，而是應該對國家、對社會知恩報恩，故每個人都應當做正當的事業，例如，在自由社會裡，可從事採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等，在和平時期，則可為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等，以這些作為成佛之因行。在《復興中國應實踐今菩薩行》一文中，他還號召舉凡欲實行菩薩行者，都應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出家者可以參加諸如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者則可以服務於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金融界、勞動界等，使國家、社會、民眾都能得到利益。
在太虛大師看來，所謂菩薩，雖是出凡入聖的超人，但絕非是遠離塵俗、不食人間煙火的，而應該同時是“社會道德家"、“社會改良家"。不論菩薩之入俗，抑或佛陀之應世，其所本者，“能捨己利他耳"。因此，“人間佛教"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釋為“愛他"、“憫他"、“贊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並把它作為整個佛法的基礎。
把“利他"精神貫徹於當時的社會實踐中，“人間佛教"提倡學佛應當去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在《怎樣建設人間佛教》等文章中，太虛大師反覆告誡門徒:現在國家正處在危難之中，凡是國民都應該出來為救國救民盡一分責任。當有人問他:“你領導的新佛教運動，為什麼有些學生不住在廟裡，而從事其他工作呢? "太虛大師回答說:“我教育了他們，只要他們能真正為國家為人民謀幸福，比住在廟裡好得多。"(引自楊同芳:《萬方有難哭虛公》)抗戰期間，太虛大師號召佛門弟子積極投身抗戰洪流，自己則率領佛教團體訪問緬甸、印度、泰國等，聯絡同教感情，表示抗戰決心。總之，主張既出世，又入世，提倡不違現實生活而行現實佛事，強調隨順世間、利樂有惰，把“利他"、“濟世"作為學佛的根本，這是近、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大特色。太虛大師所倡導的這種“人間佛教"，後來得到中國佛教界的一致推贊。中華入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大陸佛教界提出的口號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把實現四化、建設祖國作為佛教徒們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台灣佛教界也沿著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方向發展，大力提倡“人間佛教"，使世俗化、人間化的“人間佛教"成為近、現代中國佛教的主流。

【附記】（印順導師認為：人間佛教是菩薩道，要具足正信正見，以慈悲利他為先。人間佛教是大乘道，是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所以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於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着手做起。人間佛教，是現代社會整個佛法的重心，這一論題的核心，就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佛是我們所趨向的目標；學佛，要從學菩薩行開始。菩薩道修學圓滿了，即是成佛。由此來看人間佛教就是從凡夫的人，通過在人間修菩薩行，達到福智圓滿而成佛的教法。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佛陀所有的教言無一不是以人為對象，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他認為佛陀所展現的人間佛教具備六性：1）人間性、2）生活性、3）利他性、4）喜樂性、5）時代性、6）普濟性。總結出六條教理是人間佛教：五乘共法、五戒十善、四無量心、六度四攝、因緣果報、禪淨中道。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也說：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從太虛到趙樸初居士，他們所談到的人間佛教就是佛陀原有的教法，正如印順導師所說「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
「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綜合的抽繹出來。所以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然而，有些人把「人間佛教」的旗幟到處亂插，以致產生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流弊。因此，我們要給人間佛教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定義，什麼是人間佛教？以佛教的經、律、論為理論基礎，以三法印為依據，立足於以人為本，用大悲救世的精神來引導世人，勤修戒定慧，常行八正道，熄滅貪嗔癡，斷除煩惱障，獲得現世自在解脫之大眾化佛教，就是人間佛教。所以，對於所有的佛教徒而言，凡是違背了三藏佛典，違背了三法印，違背了戒、定、慧即非人間佛教；凡是所作所為打着「人間佛教」旗幟，而其內心充滿了貪、嗔、癡，只求世間名聞利養者皆非人間佛教。）

第三節:人間佛教與佛儒交融
這裡人們碰到一個問題，即中國佛教為什麼自唐、宋之後，會朝著“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要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自然得聯繫到歷史上及近、現代以來的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系統等等，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限於所討論範圍，本書不擬作全面、系統的闡述，而只準備從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對此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討。對於歷史上的佛教何以會逐步人間化、世俗化問題，特別是對於禪宗的世俗化、人間化問題，本書在論述“佛性與人性"、“出世與入世"等問題時己作了一些說明，這裡所要進一步加以探討的，是近、現代“人間佛教"的文化背景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從近、現代“人間佛教"倡導者太虛其人、其學談起。
據有關資料記載，太虛大師其人，對於“四書"、"五經"、《老子》、《莊子》、《荀子》、《墨子》乃至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之書無所不讀，深諳中國傳統之文化，對於儒家的倫理學說，尤為精通並深表讚賞，認為，中國二千多年來文化之主流在儒，“屢言中國文化之特點，在於本人情為調齊之人倫道德"(《附書仇張二君談話後》)。且一再指出，儒家這種倫理學說與佛教的思想不但毫無“間隙詆排之端"，而且是遙相契合、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因此，“孔學與佛學，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毀"(《整理僧伽制度論》)。
在太虛大師的許多著述中，反復強調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聖，儒學可以作為佛學、特別是“人間佛教"的基礎，並且認為，儒學是中國二千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在中國“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時，這種以儒家倫理學說為基礎的“人間佛教"，“亦最適宜為各國倡"，諄諄告誡西行學人，應該把中國文化之人倫道德“披四海"、“垂天下"。可見太虛大師對於儒家道德之學的讚賞和推祟。
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還十分重視“國民性的道德精神"貫徹到實業、教育、軍警、政法之間，並把它作為“綱格"、“維制"，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實行自救的唯一辦法。而所謂“國民性的道德精神"，太虛大師認為就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太虛大師指出則是治三教於一爐的"宋明化之國民性德"，即宋明“新儒學"。"新儒學"儘管“新"，畢竟仍是儒家之學。當然，準確地說，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學說。可見，不管就宋明“新儒學"而言，或者就“人間佛教"來說，二者都是佛教與儒學長期以來相互浸透、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產物。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者，從歷史事實中逐漸認識到不懂得佛學，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就很難深入;這裡想補充一句，舉凡欲研究佛學者，如果不懂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學，其所認識的中國佛教也將是片面的!其所進行的佛學研究同樣很難深入! (2014:10/16 PM: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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